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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写本文献的六点特性

日期:2026-06-25 09:57    杜泽逊     点击量:

写本文献的六点特性

——在“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亚写本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陈子善先生,丁小明教授,黄发有副校长,赵生群先生,徐俊先生,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上午好!

今天,“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亚写本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隆重举行,这是中国文献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古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基本上都是写本,中国早期核心典籍为 “五经”——《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经》,当然长期都是写本。东汉出现了刻在石头上的文本《熹平石经》,三国时期魏国出现了《正始石经》,唐代后期出现了《开成石经》,这些都是写本的替代品,也就是把写本复制到石头上,不能改变写本的基本属性,那就是一次只能产生一个文本。传拓技术产生后,石刻文献经过传拓可以产生多份拓本,使石头上的典籍可以一式多份地复制,这对印刷技术有启发。但是刻石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传拓,所以传拓技术还不是书籍生产的手段。到了唐代,发明了木刻板印刷术,才使书籍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一套木版可以多次刷印,根本改变了书籍生产方式。宋朝人认为,书籍雕版印刷造成了写本的失传,而且认为写本精心校勘,质量更高,认为雕版印刷更容易,所以质量不够讲究,认为印刷术发明导致书籍校勘质量倒退。宋朝人的这个看法也有两面性,典籍写本文字讹误实际上很不少见。当然这无法动摇写本文献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们还要看到,五代国子监刻“九经”,是唐石经以后儒家经典版本的一个里程碑,北宋国子监本来自五代国子监本,南宋国子监本来自北宋国子监本,宋代地方官刻本基本来源于国子监本,而宋代书坊刻本有时候也特别在书名上冠以“监本”字样,说明国子监本有一定的权威性。很有意义的是,国子监本有利于版本的统一,有利于文本的官方化、规范化,是文化上“书同文”的重要标志。

进入印刷时代,写本仍然非常流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类大规模典籍都没有刻印,而是仅有写本。大批量的档案也没有印刷,而是只有写本。近年来大批民间文书被发现整理,这说明雕版印刷发达时期,写本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大学的档案馆,档案数量庞大,基本上是写本。我们回头看敦煌文献,百分之九十九是写本,敦煌学早已是国际显学。

写本文献比起印刷本,我认为至少有六个特点。

第一,写本文献很大比例上不是定本。孔子整理五经,可以说是整理定本的早期行为,但是其他文献则更多到了刘向校书才有了定本。这个定本在后来也不断有新的整理本,例如《仪礼》到了东汉郑玄又把古文本、今文本做了合并工作。开成十二经是儒家经典的权威定本,而蜀石经与唐石经就存在一些文字的不同。经典定本大概是五代国子监刻九经才真正有了经注本的定本。这个时间离先秦时代经书的形成已经上千年了。在这千年之间,文本的不定型是基本特征。这之间文本的流传和变化,值得研究,否则文本的原始面目就很难认识,文本的原始含义也同样存在理解上的伸缩度,认识历史真相也就存在一定困难。可是证据在哪里?人们对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特别重视,就有了理由。

文本的不定型还表现在,一件写本可以陆续添加内容,甚至前、后、背面,添加与主题内容相关或不相关的文件。著名的《黄帝四经》就写在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敦煌写本这类情况也很多。

第二,写本文献的文字往往不够规范。学术界把不规范的字叫别字、俗字。碑别字、敦煌俗字,都是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都是相对规范的写本,与同一时期的官方刻本比较,别字、俗字仍然相对较多。写本文献无法摆脱书写者的个人影响。

第三,写本文献更多具有原始性。我们知道,文献经过整理、刊刻、出版,大部分情况下要做规范工作,有的内容不予保留,有的内容稍微调整,有的内容则是整理者增加的。写本文献则大部分没有经过加工改造,有特殊的价值。

第四,写本文献大都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在文本上具有不可替代性,需要特殊保护。

第五,写本文献往往有书法上的审美功能。例如帛书、简牍、敦煌吐鲁番写本,都有一些书法精品。印刷品审美功能相对较弱。

第六,写本常常具有保密功能。例如私人信件、私人日记、私人档案,都是要保密的。印刷品则相反,是推进流通的。

以上六条写本文献的特殊性,只是写本文献特性的一部分。我们还要加强写本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认识写本文献的特殊价值,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材料。

“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亚写本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丁小明教授是写本文献收藏、整理与研究的名家,多年来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和山东大学联合成立写本文献研究中心,我认为非常重要,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写本文献的整理研究。陈子善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大家,收藏写本文献丰富,发现了很多重要史料,为弄清历史真相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两位专家莅临山大,与山大的同道共同为东亚写本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举办学术研讨会,大大提高了写本文献研究中心的地位,也为写本文献研究中心的工作指出了道路。山东大学党委原书记任友群同志高度重视,积极促成了写本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山东大学各级领导,尤其是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领导、文学院领导,为落实学校精神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此,对各位领导表示感谢。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为写本文献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

谢谢!

2026年6月2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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