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晚19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郭立暄先生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第426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620室作学术讲座，题为“《史记评林》原刊本的历程”。讲座由杜泽逊教授主持，李勇慧研究馆员、何朝晖教授及多位青年教师出席，吸引了众多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杜泽逊教授对郭立暄研究馆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杜老师介绍，郭立暄先生长期深耕版本学领域，其代表作《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是该领域具有开创性与引领性的成果。

郭立暄老师首先解释了为何选取《史记评林》作为“解剖麻雀”的案例。凌稚隆编纂的《史记评林》是明代《史记》文本的集大成之作，然而过往藏书家、学者对其重视不足，如清代校勘名家钱泰吉即言“藏书家不甚以为重”，导致其刊印过程语焉不详，存世诸本亦多被简单视为复本处理，文本变迁的实况长期隐而未彰。

随后，郭老师基于对海内外数十部原刊本的实物调查，层层剥茧，还原了该书在出版过程中经过不少于十次校改修补、存在至少十一种不同印次的复杂历程。他以版心刻工姓名有无、序文字体变化、卷首《姓氏》与《读史总评》的增删、正文及眉批的挖改等标志性特征为线索，将凌氏原刊本分为初印、中印、后印三类，并进一步细分为甲至庚等小类，总计十一种印次。

尤为引人入胜的是，郭老师对原刻本与翻刻本互动关系的揭示。他考证，明建阳熊氏所刻李光缙增补本，其底本应是接近凌刻中印庚本的印本。而耐人寻味的是，凌氏原刊本在后期刷印时（后印乙本），反而回过头来将李光缙的评语及黄洪宪序增补入版。郭老师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市场压力下的“版权反哺”——原刻本的板片持有者为了与畅销的翻刻本竞争，不惜在自己的旧版上增补对手的内容。这一发现，为理解晚明出版生态与文本流动提供了绝佳案例。

最后，郭老师以具体的文本为例，阐明了厘清版本历程的现代学术意义。他对比了《留侯世家》一条杨维桢评语在初印本与后印本中的删节，指出早印本中“沉着痛快”的文字，在后世通行本中可能已被删改，而当代学者辑录评语时若仅据晚出之本，难免遗珠。更发人深省的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中《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下《索隐》作“威王、宣王也”，少一“謂”字。这一文本形态，竟是源自凌刻在一次修补版中为填补正文增字而被迫删去小注的“偷懒”之举，并经由金陵书局本一路沿袭至今。这提醒我们，今日所读的权威文本，其局部面貌可能取决于数百年前一次版刻中偶然的权宜之策。

杜泽逊教授代表师生对郭立暄研究馆员的精彩演讲致以诚挚感谢。他总结道，郭老师的报告以系统性的实物调查为基础，通过持续的比较发现规律，最终实现学术观点的创新，充分体现了版本学研究进入“深水区”后应有的精度与深度。当古籍数字化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时，研究者更需保持警惕，不能仅满足于网络资源或单一影印本，而应尽可能进行实物调查，对可疑之处保持职业的敏感性，这正是版本学研究的精髓所在。

提问环节中，在场师生就初学者如何入手进行印本研究、大型书志编纂如何处理复杂印次等问题，与郭立暄研究馆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