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7日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我的导师牛运清先生离开了我们。在跟随牛老师读书、学习，聆听牛老师指导、教诲的整整二十五年间，牛老师从来没有夸夸其谈自己的经历，总是低声细语地说出自己的心声。那些娓娓道来的话语，那些深思熟虑的判断，那些朴实厚重的文字，反映了牛老师的博观而约取的治学思想与丰富而纯粹的文学精神。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史料编纂
牛老师于1965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于文艺理论教研室。期间曾在山东省淄博市广播局任职编辑，后来又调回山东大学。1978年教育部制定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现代文学教学大纲，确定“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的课程。那时候没有人教过这门课，牛老师因此而转入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开始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新时期伊始，百废待兴。对于当代文学这门课程而言，一是缺教材，二是缺资料，没有这两项基础，就无法开展相应的教学。在短时间内，凭着个人进行独著，显然来不及。于是诸多院校联合起来，开始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那时候不设主编，而是由十一人组成了编委会，编委的任务是撰稿、编稿、审稿。作为编委之一，牛老师分工小说部分，写作了大量章节。比如对1949—1956年长篇小说的概说，对谌容、从维熙、刘绍棠中篇小说的论述，对邓友梅、冯骥才、张一弓、张承志小说代表作的解读，对赵树理《三里湾》、李准《黄河东流去》、魏巍《东方》的分析，对玛拉沁夫等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考察，如此等等。在文艺界的春天，大家精神振奋。比如，为了写好柳青及其《创业史》的内容，牛老师不辞辛苦到西安到柳青生活的皇甫村，了解柳青创作的背景，采访梁生宝等人物的原型，调查其他的人物关系，力求做到言之有物、言而有据。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二十二院校编写组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册，后来陆续出全了上中下三册。这是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牛老师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因为在编写文学史教材的过程中搜集到大量史料，又促使他们着手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套丛书一开始也没有主编，设立了编委会和常务编委，牛老师是常务编委之一，具体编纂了包括已经出版的《刘白羽研究资料》和《柳青研究资料》在内的诸多任务，还有当时编纂完毕即被出版社要走却至今下落不明的《刘知侠研究资料》和《冯德英研究资料》。紧接着，牛老师又参与了多所高校共同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也写下大量的文章，比如对李存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赏析、对阿城小说《棋王》的点评、对邓刚小说《迷人的海》的印象、对丁宁散文《幽燕诗魂》的解读、对李延国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的评论，如此等等。这样以来，有了“文学史”，有了“研究资料”，有了“作品选”，教学工作就具备了基础。现在看来好像不是特别的事情，别忘了在那个时期却极为艰难，没有开拓精神和无私奉献是做不成的。用牛老师的话来说，他们就是要做铺路的石头，让后人踩着去创造更大的成就。
后来，牛老师与北京大学佘树森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辞典》，条目众多，要言不繁，提供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确凿来源、基本阐释和发展线索。此外，牛老师还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精神》《20世纪中国小说精品选读》《中国现当代书信名作评赏》《新时期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等。特别是其主编的《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空白，引起学科学界广泛关注，直到今天依然呈现出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从1986年开始编纂，于1990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中下三卷，共计175万字。时间跨度是1949—1985年，可以说正好处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到新变之间的那样一个整体性时段，意义非常明显。其体例包括长篇小说概述、长篇小说作品评论选辑、长篇小说目录三个组成部分。在“概述”中，选取了十八篇关于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综合研究的代表性文章，还对长篇小说研究的其他文章做了目录索引，奠定并形成了1949—1985年间长篇小说学术史的史料基础。在“作品评论选辑”方面，包括每一部的“作品及其作者简介”“创作谈”和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及其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包含的作品有：《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三里湾》《欢笑的金沙江》《小城春秋》《茫茫的草原》《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苦菜花、迎春花》《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苦斗》《大波》《创业史》《红岩》《李自成》《艳阳天》《风雷》《欧阳海之歌》《万山红遍》《东方》《漩流》《黄河东流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瀑布》《星星草》《将军吟》《蹉跎岁月》《金瓯缺》《冬天里的春天》《幸存的人》《芙蓉镇》《旋风》《沉重的翅膀》《彩虹坪》《最后一个冬天》《醉乡》《故土》《新星》《两代风流》《钟鼓楼》《河魂》《啊，昆仑山》，共计五十部左右。可以说，系统性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余年间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的创作和研究的整体风貌。此外，还有较为完整的评论文章目录。综合起来看，实际上提供了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史的基本构成。同时，“专集”还对一年一度所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进行了逐年的目录整理，包括篇名、作者、发表或出版单位等信息，这个数量远非想象。其中，1949—1956年间计有54部，1957—1966年间计有156部，1967—1976年间计有94部，1977—1986年间（“概述”到1985年，“目录索引”到1986年）计有1084部。这三卷本中，共计有1388部长篇小说被列出来。如果对照一下，我们的文学史述中提到的才有多少啊，加以进一步论述的又会更少。如果我们阅读了上述统计出来的书目，是否会改观对于1949—1985年间的文学形态的看法呢？当然可能有的作品本身就品质不高，不像已经经典化了的文本那样，但也不可否认，这些作品总是携带着那个时代的基因，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而反观那个时代，甚至会不会改变文学史的观念和写法呢？当然，我们也确实无法把握如此数量庞大的作品，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更加接近于文学发展真相的可能性。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史述其实是建立在少数文本样本的基础上，也就存在认知上的偏狭或者偏差，这是难免的情况，但也是基本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牛老师主编的这套《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已经有了原点性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为时代打基础，更对后代起作用。而且，其中的艰辛付出自是难以言表。
二、当代文学的现象透视、精神思潮与作家作品研究
在毕生的治学和教学中，牛老师始终遵循“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的方法，始终坚持“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原则，并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批评实践。不仅如此，牛老师还不断教导我们“不怕慢，就怕站”，意思是做学问不怕慢慢来，最怕停下来。慢工出细活，需要长时间积淀，但是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停滞不前。
牛老师的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对于当代文学现象的扫描和透视。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创作表现突出，却少有人专门关注，牛老师对其进行“史”的梳理与概括，围绕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艺术风格、崛起原因、存在问题、发展态势等方面，总结其成就和经验，并在理论层面探讨其独有的文体特性。他结合大量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论析，既包含创作背景的铺陈，更注重文本细读的阐释，还触及文学传统的接续和社会现实的镜鉴。而且以全国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为例，进一步地加以阐发，将这一文体形式和表现内容有机地融合、深化、延展。牛老师敏锐地把握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革新潮流，以中篇小说作为样本切入，提出“现实主义的深化和现代意识的强化”、“生存哲学的透视”、“审美手段的更新”等重要命题，注意到“结构”、“叙述”等关键要素，不仅具有即时性的眼光，而且厘定文学史的线索。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发现其中的真知灼见，而且这样的论断已经成为后续文学史写作中的组成部分。
牛老师极为重视文学文体的演变和表现，短篇小说的变革也进入他的视野。同样面对1980年代中期的文坛，短篇小说的形态如何呢？牛老师做出了同步性的观照和回答，提出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观点。他同样从具体文本入手，认为文学创作呈现了多元化探索和融合的倾向，但仍然没有摆脱对现实主义的偏爱和深化；他分析了创作题材多样化的特点，但认为农村题材作品的优势仍然在延续；他肯定了文学改革的多层突破，但确定了改革文学的主潮性质。上述命题和论断，不仅源于创作个案实际，而且作出整体价值评估，也符合文学史的客观定位。
除了瞩目于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新时期以来的新状态和新特征，牛老师对于长篇小说的研究则追溯至新中国文学的发生期。他认为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特别是解放区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又从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进步文学中吸取了营养，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新中国的文苑中。牛老师注意到，除描写战争生活的作品以外，表现农村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的作品，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描写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小说，却较为薄弱。可见牛老师对于文学现象的观察和论述有着清醒的时代感知与历史意识，并将自己的研究汇入最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系统中。
就当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而言，牛老师尤其关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整体发展。在他看来，1949—1956年出现第一次浪潮，代表作是《保卫延安》等；1957—1963年出现第二次浪潮，代表作是《红日》等；第三次浪潮发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高山下的花环》等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品为代表；21世纪以来，军事文学创作进入第四次浪潮，尤其以《亮剑》等为代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亮剑精神”，也回归到现实主义的悲剧中。牛老师认为，我们的军事文学已经从阶级立场转到民族立场，再向前一步就应该站在人性和人类的立场上，反思历史，反思战争，创造出世界级的军事文学经典之作。从中也可以看出，牛老师的文学研究自觉地蕴含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精神指向。
牛老师密切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走向，首先正本清源来确立“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认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历史时期，并非所谓的“文革”结束之时。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之间的文学，基本属于新旧杂陈、处于转换阶段的形态。进而抓住新时期文学的主流，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文学，不仅辨析“改革文学”与“文学改革”的关系，而且致力于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的深入研究，也就顺势突破了仅仅把“改革文学”当作某一现象的状态，从而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导精神推向前台。牛老师纠偏了对于“改革文学”的偏狭理解，认为多元化不等于无主潮，改革文学的核心在于改革意识、进取精神和人的思想。改革文学不是“写中心”的回归，不是以是否写改革来区分优劣。这些观点，时至今日依然精准。“改革文学”与“文学改革”是所及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学改革的内容更为丰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创作方法的改革，并对“开放”的现实主义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回顾与辨析，同时选取具体的有影响的文本加以佐证。当然，文学改革还包括作家自身思想观念、艺术素质的不断更新和转换。这样就把文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兼顾起来，强调在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不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面对文学变化的时代主潮，牛老师认为改革文学既是一种文学思潮，又指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并非“主题先行”的“改革题材文学决定论”。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牛老师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的经验和规律，以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日益完善。
牛老师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流变性”特征，围绕其时代发展精神和自身变革精神以及艺术探索精神而展开阐述，注重文学精神与各类具体文学创作的有机统一，既共时性地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整体形态，又历时性地梳理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轨迹。诸如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批判与反思精神、浪漫主义精神、女性主义精神等，其实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牛老师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由“现代性”向“世界性”的过渡。他辨析“世界文学”得以发生的世界背景和发展脉络，不仅有歌德的自由谈话，而且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断，还有中国加入WTO的时代选择。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诉求也就自然而然。而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向世界输出什么，输出的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就是一种“民族魂”。在此基础上，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并且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提升，积极参与世界文学和文化建设，为人类文明贡献文学力量。
牛老师反复强调把文学作品视为审美对象，将作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置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他对于赵树理的阐述就具有代表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标志性的“大师”作家，牛老师围绕其创作的“艺术观”及其“问题小说”做出综合性的思考。他认为，赵树理独树一帜的是其“农民文学”，是在继承民族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为现代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艺，追求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是他的创作使命，也是他的艺术观点。牛老师进一步指出，赵树理热爱农民艺术，认为农村有文盲，但没有戏盲、艺盲。农民需要艺术，艺术属于农民。艺术风格由作品对象所决定，可见其农民写作的自觉性。这样的艺术主张，又是出自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对文艺运动的研究。而其艺术观的落实，则是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他认为，小说只能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作家应该走到时间的前边，成为变革现实的先驱者，在时代中做生活的主人。最为关键的是，要写好“问题小说”，而不是写成“问题报告”或“问题评论”，核心在于将“问题”艺术化形象化。“赵树理现象”极为丰富，而牛老师的研究逻辑谨严，把作家生活、作品表现、创作意识、社会反应等结合起来，自成一体。这是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当时无疑具有先声价值，至今在相对成熟的赵树理研究中仍然存有一席之地。
牛老师对于作家作品的研读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自觉的人性意识，并且作出了经得起文学史检验的价值判断。他揭示宗璞的《鲁鲁》表面抒写义犬对于家和主人的依恋，实则倾吐作者对人世间失落的友情和温暖的寻觅与思念。他评价谌容的《人到中年》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从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具有突破性意义。他认为鲁彦周的《彩虹坪》是第一部反映农村生产责任制诞生的长篇小说，他论述张锲的《改革者》为“真情与亲情的两难选择”，他总结柯岩的《他乡明月》《寻找回来的世界》为“人生价值的艰难寻找”。他界定邓友梅的小说为“写悲欢事，辨兴亡理”、从维熙的小说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鲁彦周的小说为“心灵的琴弦”、冯骥才的小说为“捕捉瞬间心理神态”、刘绍棠的小说为“滴水之恩报涌泉”、张一弓的小说为“英雄与犯人的结合”、张承志的小说为“情思绵绵，意味深长”、李存葆的小说为“气势恢宏，格调壮美”、张炜的小说为“作家的卓见和勇气”、阿城的小说为“言近旨远，辞浅意深”、邓刚的小说为“男性阳刚情绪的联结”，如此等等。牛老师的论析从感性出发，融入理性思辨，得出客观中正的结论。他还考察老舍的思想脉络、赵树理的文学生涯、柳青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刘白羽的早期军旅生涯、高兰的白山黑水情结、刘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的不解之缘、冯德英的“满怀激情写春秋”，并且为孙犁、孙瑜、刘白羽、萧三、萧军、阮章竞、唐濯、黄宗英、孙谦、菡子、黄苗子、刘绍棠、刘真、梁信、梁秉堃、朱仲丽、刘亚洲、朱定、萧也牧、梁晓声、朱春雨、刘索拉、朱晓平、刘宾雁、冯德英等诸多作家写出“小传”，他还评戏、评剧、评电影，无论哪种形式，总是言之有物，力求做到“为文”与“为人”相结合，把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相结合。
三、刘白羽评传写作的独创性与整体观
基于编纂刘白羽研究资料的基础准备以及对于当代文学文本内外的阐释功夫，牛老师应约开始撰写《刘白羽评传》。在这个过程中，牛老师采访刘白羽的录音带有二十五盘之多，与刘白羽的书信往来有好几十封，同步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刘白羽被称为“中国的西蒙诺夫”，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艺术都有深刻认识，其创作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牛老师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自己的传主，体现出研究的独创性和整体观。
牛老师秉持知人论世的立场进入自己的写作对象，同时又密切结合对方的文学创作历程和文本呈现形态，不仅让文学研究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相结合，而且进一步深化传主形象的塑造。从刘白羽的“家世”和“家道”说起，从“私塾”和“学徒”追踪，一直延伸开来，不仅表现其在人生困境中的现实抗争，而且感受其在文学探索中的精神安慰。“评传”深入探讨中外文学名家名著对刘白羽的熏陶以及对其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且着力对文本进行溯源式探究和还原性阐释，理清了刘白羽文学世界的来龙去脉和表现内涵，对于文学传主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普遍有效的参照体系。牛老师尤其关注到刘白羽在军事文学领域的贡献，认为其较早地触及到军队内部的矛盾和问题，敢于揭示阴暗面和对立性，应该说具有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对于作协的反右斗争，刘白羽主动承担历史重责，牛老师对这一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辨析，认为其创作也顺势从反映革命战争画卷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生活。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中，刘白羽也不能幸免地被批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七年之久。待到复出之后，则被推上总政文化部的第一线，他发出了“文化工作要出战斗力”的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发展的号召。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突破和歌颂与暴露关系的处理以及如何写悲剧的问题等方面，刘白羽都表达了鲜明的立场。而且，他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关注和亲身的批评实践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和美学观。牛老师抓住传主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起伏，写出了传主的历史功绩，也写出了传主的个体困境，尤其突出其文学创作领域的些许遗憾，显示了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
牛老师的“评传”把传主置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述评，考察其从寻求个人出路到投身革命斗争，从热爱文学创作到献身解放事业的心路历程，客观展现传主的人生轨迹和创作道路，突出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定位。牛老师笔下的刘白羽，既是一个“战士”，他从旧军队的一名小兵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更是一个“作家”，他从早期的左翼文学青年成长为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家；还是一个“领导者”，他从《新华日报》的副刊编辑成长为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牛老师深入挖掘了刘白羽性格中的多重面向，强调其既有军人的刚毅果敢，又有文人的敏感细腻；既有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又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既有领导者的威严气度，又有普通人的温情脉脉。其中对于刘白羽与妻子汪琦相濡以沫的爱情描写，对于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的坚韧不屈的刻画，对于他在晚年向丁玲、徐光耀等老战友真诚道歉的叙述，都使得传主形象更加鲜活、更加立体、更加感人。
通过刘白羽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当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波澜壮阔，到新中国建设的激情燃烧、“文革”十年的浩劫磨难，再到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和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刘白羽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也成为记录这段宏伟历史的珍贵文献。更为重要的是，“评传”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刘白羽在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与反思，引发我们思考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一个革命者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一个作家如何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把握分寸？这些问题不仅是刘白羽个人的困惑，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二十世纪面临的共同命题。
牛老师的“评传”既有客观的史实的描述，又有主观的情感的介入，既有信史性的价值，又有艺术性的审美。而在具体的行文中，又自觉地运用“史笔”与“诗笔”相结合的手法，于严谨的史实叙述中融入文学的抒情风格，既有史书的厚重，又有散文的灵动。“评传”时刻以传主为人为文的民族性根基和世界性视野为旨归，认为东西方文化奇迹般地在刘白羽的心灵和笔端对立、碰撞、交汇、融合，从而形成矛盾统一的文学现象。战士的刚勇和文人的儒雅，两种气质兼而有之，传主在牛老师的笔下也就不断地突破自我并超越自我。鉴于传主对象的复杂性，刘白羽评传的写作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课题。牛老师的写作立足于命运主线，尊重历史、尊重个体，不虚美、不避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立体的刘白羽形象。刘白羽的作为作家和战士的一生，既是“个人心灵史”的折射，也是“中国革命史”的缩影。牛老师的精益求精的“评传”，既具有传记史和文学史的价值，也具有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意义。
四、诗歌、小说、散文、书信、日记等各体创作
因为特殊的时代要求，牛老师曾经有过短暂的从军经历，这一段生活激发了他的诗歌创作。从1959年19岁当水兵时写下的《水兵之歌》组诗，到高中时期的《抗旱》《毕业之歌》，再到大学阶段的《晨登蓬莱阁观海抒怀》《学校生活诗组》等，牛老师用诗歌写作陪伴自己的青年时光。这些诗歌记录了与现实同行的精神轨迹，洋溢着炽热忠诚的家国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他在诗歌中颂扬“伟大的时代”，立志要“上前方”；他用诗歌反映学习生活和祖国建设，表现与同学和老师之间的深情厚谊；他抒写生产和生活，充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在《水兵之歌》中，“脱下学生服，换上新军装。放下笔和纸，拿起冲锋枪”，显示了青年学子投笔从戎的壮志豪情；在《抗旱》中，“书记挑水前头领，后边人马一大串”，记录了“大跃进”时期全民抗旱的劳动场景；在《进山大》中，“一想讨饭的娃娃，能把大学上，一行热泪挥下来，激动的心啊，怎不感谢党”，表达了贫苦子弟对党的感恩之情。这类诗歌虽然带有特定的政治印记，但其情感真挚、立场鲜明，是那个时代青年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牛老师的诗歌语言质朴明快，具有民歌般的清新气息。他善于从日常中提炼诗意，《夜海》中“夜黑星光闪，浪息海面静。月亮不值班，船火映龙宫”，寥寥数语勾勒出宁静而神秘的海夜图景；《夕照》中“夕阳吻远峰，水天相接处。霞光映龙宫，天海烧赤红”，以简洁的笔触描绘壮美的海上落日。这些短诗虽受古典诗词影响，但融入现代生活内容，带来了不俗的审美风格。长篇诗作《晨登蓬莱阁观海抒怀》更加展现了趋于成熟的美学追求。全诗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遥望东海浩瀚，薄雾漫漫，黄橙青蓝，虚幻万千。水天交融，磅礴势险，云在浪上走，浪在天上翻”，气势磅礴，想象奇诡。诗中既有“罗成十二登州闹，继光平倭气节高”的回顾，也有“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颂歌，体现了作者的文化积淀、历史视野和时代思考。牛老师诗歌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其朴实无华的心绪表达。《毕业之歌》中“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祖国的希望，为了幸福的明天，放射出青春的光芒”，《副歌》中“再见吧，亲爱的母校！再见吧，敬爱的老师”，字里行间洋溢着人生的理想、深沉的情感和美好的向往；《爱情》一诗则大胆描写青年男女的心理，“看，他那不是来了，眨动着多情的大眼睛；看，他那不是来了，固执地非要姑娘迎”“姑娘的心啊，用理想凝成，她望着东方那颗明星，怀里鼓满了爱情……”，这在当时的语境下尤为难得。
《笑》《兄弟俩》《三个泥娃娃》三篇小说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牛老师大学时期的习作。从主题意蕴来看，均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变革与人际关系。《笑》通过崔志明的婚恋故事，体现了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以“笑”为题，既指故事结尾的喜剧性收场，也暗喻年轻一代对包办婚姻的抗争精神。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崔爷爷、崔奶奶等老一辈的固执与慈爱，同时也刻画了志明这一追求自由恋爱、坚持自主婚姻的新型青年形象，显示了对于时代进步的敏锐把握。《兄弟俩》则聚焦于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顿与建设，通过大表哥与二表哥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思想分歧与原则斗争。作者以“兄弟俩”的对比，生动诠释了“同志”二字的分量。真正的同志不仅是血缘上的兄弟，更应该是政治上的战友、思想上的同道。《三个泥娃娃》具有浓郁的青春气息，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王长志、孙大发、陈二虎三个高小毕业生在砖瓦厂劳动锻炼的故事。作者通过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朝气蓬勃的农村青年群像：王长志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孙大发直率热情、知错能改，陈二虎倔强好胜、勇于进取。三个“泥娃娃”在劳动中成长，在互助中进步，描摹了新中国农村青年的精神风貌。从艺术表现来看，牛老师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善于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生活，情节设置紧凑合理，矛盾冲突层层递进。《笑》中“退婚”二字被改为“结婚”的戏剧性转折，《兄弟俩》中支部会议上的正面交锋，《三个泥娃娃》中二虎被土埋住后却受到表扬的情节，都体现了驾驭叙事技巧的能力。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注重通过语言、行动和心理描写来刻画性格，使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呼之欲出。在语言风格上，牛老师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作者熟练运用山东方言和民间口语以及俚语俗语，既增强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又使人物更加个性化。同时，作者的叙述语言流畅自然，兼具抒情性，体现了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些作品不仅呈现了牛老师的文学追求，也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风貌的侧面写实。
牛老师散文写作上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时代精神的热情讴歌。《“跃进”中的博山》描绘了博山城的繁荣景象：“清晨，清脆的笛声驱散了黑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博山城的大街小巷，人声喧闹，上下班的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啊，整个博山城沸腾起来了。”这种对新生活的赞美，体现了青年作者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定信念。《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写道：“我们将展开青春的翅膀，在祖国的万里长空飞翔。”这种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理想，是那个时代青年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人生追求的真实表达。牛老师的散文善于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毛主席派来的医生》中的刘瑛，是一个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红色医生”。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和动作描写，刻画了她为抢救病童而克服困难的英雄气质：“口渴了，她就吞一把雪。肚子饿了，她就再紧一紧皮带。腿酸了，腰疼了，她就折一根树枝拄着走。”《老共产党员》中的张玉松是一个“老黄忠”式的英雄人物，“连年被选为市人大代表，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舍己为社，爱社如爱家”。他的“忘我的劳动态度和共产主义人生观”，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牛老师还有类似杂文的文艺漫笔。在《成仿吾校长重译〈共产党宣言〉》中，他写人记事，以亲身经历和见闻深情回忆成仿吾老校长的平易近人、关怀师生、专业特长、革命本色和丰功伟绩。尤为难得的是，牛老师置身教学科研第一线，深谙高校之道，在《“双肩挑”和“仕而优则学”》中，直接批判“双肩挑”和“仕而优则学”的不正常现象。他指出，“双肩挑”已经变成“双边捞”，名利双收，破坏党风政风，污染学风，滋生腐败，弊大于利。牛老师还不无幽默地指出：“其实‘双肩挑’的提法有违常理，极不科学。一副担子压在肩上，非左即右，只能换着肩膀挑，不可能两个肩同时挑一条担子，因为中间隔着脖子和脑袋。假如双肩各挑一条担子，怎么走路？除非搞杂技表演。”牛老师的温柔敦厚之外，还有发现问题的敏锐和质疑问题的担当。他认为“双肩挑”积习颇重，流弊甚多，需要整改治理，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牛老师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牛老师的书信也特别值得关注，既有与文坛名家的学术往来，也有对亲友晚辈的谆谆教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真挚的人情关怀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在致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的信中，他为弘扬刘白羽精神建言献策，建议筹建刘白羽研究机构，建议设立刘白羽通讯、报告文学奖和刘白羽军事文学创作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期待。与刘白羽的往来通信中，他虚心求教、认真校勘，对《刘白羽评传》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甚至为一个小小的篇名错误专门致信更正。在致同窗好友杨凤山的信中，他高度评价对方创作的《铁骨金魂》，肯定其“源于生活、再现历史”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坦诚指出“新闻体，纪实有余，剪裁不够”的不足，这种既肯定又批评的态度，恰是真正的学术友谊。在致三妹夫车纯滨的信中，他写道“善意的谎言是温暖的”，对亲人病痛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给孙女雪莹的两封信，更是循循善诱、语重心长，既有对写作才华的肯定鼓励，也有对治学方法的悉心指导，表现了对后辈的殷切期望。牛老师的书信兼具学者的严谨与文人的雅致，文字不事雕琢却意蕴深远，平实质朴中见功力。致报纸编辑光华的长信，为纠正一篇报道中的事实错误而洋洋洒洒数千言，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充分流露出学者的较真精神。而给孙女的家书中，他又化身为慈祥的长者，用“搞学术必须有两个视野”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传授治学之道，显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还有的书信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关于汪琦逝世的通信，记录了刘白羽晚年丧妻的悲痛，以及学界友人之间的相互慰藉，为研究当代文学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与陈涌、蒋守谦等学者的通信，则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的艰难历程，以及知识分子在市场大潮中坚守文化理想的可贵品格。这些手书信札，或论学、或叙情、或议政、或教子，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在当今快节奏的电子通讯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牛老师还保留了长期记日记的习惯，把日记当作鞭策自我前进的鞭子，跨越了长达六十年的时光。从1960年代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他对文学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对未来的憧憬，都跃然纸上。那个时期的日记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未来的向往，如他在196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党和人民把我们培养成一个大学生，对我们寄予极大的期望，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怎么能够忍心不努力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日记逐渐显示出更为成熟和深邃的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人生哲理的感悟，都在日记中得到体现。而且，牛老师的日记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从1960年代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的社会变迁，即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同时，牛老师的日记真挚而细腻。他对妻子的深情、对子女的关爱、对朋友的真诚、对学生的期望，都有较为充分的表达。特别是晚年日记中，他对生命的思考、对死亡的坦然、对家人的牵挂，更加让人动容。2021年10月10日，他在手术前写下的“但愿是多余的话”，字里行间充满对家人的爱和对生命的理解，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此外，牛老师的日记运用细节描写来反映生活的美好。无论是校园晨景的描绘、电影观感的记录，还是与友人相聚的欢乐、读书心得的分享，都能以生动的笔触呈现出来。总体来说，牛老师的日记既是个人心灵和生活史的纪录，也是时代风貌和社会史的折射。
牛老师反复提及，“读书”“写书”“编书”都是为了“教书”，这是科研与教学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真正研究过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才有底气；如果没有研究过，教学的时候就心虚，就会一笔带过，甚至不敢开口。牛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时过境迁，依然有效。从读书的时候起，牛老师就有着强烈的“作家梦”，并付诸笔端，在后续的教学科研之余，牛老师一直笔耕不辍，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文学的精神。文学来源于生活，根植于大地，“大地之子的抉择”恰是牛老师一生的写照。
（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