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晚19时，复旦大学中文系陶寰教授做客第440期“新杏坛”，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706作学术讲座，题为“吴语史的对象、内涵及研究途径”。讲座由岳立静教授主持，张燕芬副教授、刘文副教授、黄维军副研究员、姜复宁副研究员出席，众多学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岳立静教授简要介绍了陶寰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与学术成就，并对陶寰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开讲后，陶寰教授首先从“历史何以成立”这一元问题切入，指出谈论任何事物的历史，不仅需要关注其在各时间断面上的“变化”，更需要首先确证其“同一性”——即对象在考察的历史阶段中，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继承的。他以珠穆朗玛峰每年升高一厘米的地质学观测为例，说明观测的前提是假设所测岩石本身不变；而生物的个体生命因基因的稳定得以确认同一性，但物种的群体历史又因代际变异与生殖隔离等问题而面临更复杂的判断。将这一框架引入语言史，陶寰教授提出：讨论吴语史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吴语”究竟是否为同一种方言，存在“遗传”关系。

之后，陶寰教授系统梳理了“吴语”概念的三重内涵及其对应的研究困境。他指出，目前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吴语”：其一为文献中的吴语（吴语Ⅰ），即以春秋吴越至六朝时期吴地文化核心区域（苏州、绍兴、湖州、南京）命名的历史称谓——春秋时期“吴语”可能与南岛语存在关联，而非现代吴语的直接源头，魏晋时期的“吴语”根据丁邦新先生的说法可能跟今天的闽语关系更为密切；其二为历史比较法构拟的吴语（吴语Ⅱ），即假设存在一个具有共同原始形式的方言集合体——然而现行方言分区所依据的十五条特征几乎全为中古音的保留项，并非吴语独有的创新音变，这与历史比较法依赖“共同创新”确立语族、语支等的原则背道而驰；其三为现代方言地理学意义上的吴语（吴语Ⅲ），即《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定的吴语区——这本质上是方言地理学的产物，是一个方言特征的“连续体”，而非一个具有共同谱系源头的方言集团。陶寰教授特别指出，赵元任先生在1928年《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明确以“暂定的工作假设”来定位吴语的三分特征，而我们今天往往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定论，可能需要更多的反思。

最后，陶寰教授提出了他正在尝试的研究路径：放弃构拟“原始吴语”的目标，转而从“库藏”入手——系统收集吴语的词汇词形，标注其地理分布与使用语境，然后逐一追溯每个成分的来源层次。他以“筷子”“侬”“冷”等个案，生动展示了如何综合文献考证、历史音韵、方言地理、遗传学等多学科手段逼近方言的历史真实。

报告结束后，岳立静教授代表在场师生对陶寰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她指出，陶寰教授的讲座从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出发，层层递进地解构了“吴语史”这一看似自明、实则充满挑战的课题，在方法论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她特别强调，陶寰教授所倡导的深度田野调查理念值得每一位方言学学习者深思与践行。调查时不仅是“念字表、问几个词”，更要关注词项的搭配环境、语义演变与词语使用域。只有通过精细调查，才能真正梳理汉语史，深入讨论词汇发展和语言演变的问题。

在互动环节中，现场同学就《切韵》音系的性质、上海郊区方言的多元音现象、方言词汇深度调查的方法论、大语言模型时代方言学的不可替代性等话题与陶寰教授展开了充分交流。陶寰教授“不以对错论英雄，而以推进看贡献”的学术立场引发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共鸣与进一步讨论，讲座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陈禹风

图/吴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