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晚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研究员、古典文献专业责任教授、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亚写本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丁小明老师做客第438期“新杏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2116报告厅，带来学术讲座“史料、日常与微观：尺牍写本整理与研究丛谈”。讲座由杜泽逊教授主持，何朝晖教授、刘海宇教授、李开军教授、胡孝忠教授等老师出席，吸引了众多同学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杜泽逊教授热烈欢迎丁小明教授的到来，介绍了写本文献的特殊性，丁教授研究的时段侧重在晚清民国，这一时段的材料更是数量巨大。丁老师积累多年心血和智慧，经手的实物非常之多，本次报告的专业性很强，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首先，丁教授指出了当下文史研究中的“材料转向”趋势，随着关注重点走向微观化、日常化与过程化，学界研究的材料重心逐渐从正史、文集等公共史料，转向尺牍、日记等私人写本材料。借用台湾学者王汎森的比喻，学术史研究不能只看“球进了”的结果，更要看“运球上篮”的过程。尺牍与日记恰是还原这一过程的重要材料。

随后，丁教授系统讲解了尺牍的三大功用：文辞、书法与史料。尺牍首先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名篇众多，尽显辞章表达的高妙境界。而著名书法作品，如《十七帖》《快雪时晴帖》等是尺牍，著名法帖《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收录的作品大多也是尺牍。而能从尺牍的文辞、书法的“旧瓶”中，倒出史料之“新酒”则是近百年才有的观念。进而，丁教授详细梳理了尺牍作为史料这一观念，在近代是如何发展的。胡适最早明确提出：“信札是传记的原料，传记是历史的来源”，意即强调尺牍是史料，而史料的可靠性必须建立在尺牍原迹的基础上。尺牍作为史料的具体运用，是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受英国赫胥黎传记启发，收集大量梁启超书信，以尺牍作为史料来编撰年谱，也与胡适详述梁谱编纂的过程。这一“以信证史”的方法迅速得到学界认可，影响了后继一批的年谱及传记著作，比如顾廷龙编纂《吴愙斋先生年谱》，谢国桢编纂《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使用尺牍来编纂年谱长编和人物年表，成为一种学术自觉。

不过，尺牍整理过程中也存在不少“毁钱铸铜”的现象。丁老师深刻剖析了年谱编撰中的材料删改问题。在《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纂中，不仅有整理者根据个人倾向而删改尺牍，还有材料的提供者因为各种原因提供删改后的尺牍。有鉴于此，丁老师呼吁“回到原信”，提醒研究者不仅要溯源回考，同时也要在编纂年谱长编时“实事求是”，最好能在出版年谱长编时，尽量整理出版相关尺牍合集和墨迹影印件，让读者能够图文对比，进行回查和核实。

最后，丁教授讲解了整理尺牍的方法，他建议通过专临一帖、多看多练、识别草字与文义结合、专看一家信札等方法，来解决识字释文问题。通过陈寅恪尺牍的发现、“耿公”（宗舜年）考证、无落款的王韬尺牍辨认等案例，具体说明了如何解决“释人”问题。总的来说，尺牍具有即时性、真实性的特征，而即时性、真实性又使得其具有私密性。这决定了绝大多数尺牍不同于公共性文本，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私人性文献，其中保留了作者比较本真的原始材料，可为当下学界从微观、日常层面进行研究提供了重要资粮。

杜泽逊教授代表师生对丁小明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并请李开军教授做总结。李教授认为，丁教授的讲座提到了很多很熟悉也很让人羡慕的例子，感兴趣尺牍的同学以至于所有在做文献学研究的同学都能收获启发。而且丁教授能够把积年所得经验上升到学理和操作性层面，对在座师生很有指导作用。

提问环节中，师生就书商有无日记、书信等材料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丁教授耐心解答，并鼓励年轻学者投身尺牍研究，尽可能“动手动脚”，广泛搜集材料。现场气氛活跃，交流深入。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胡可尚

图/吴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