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晚19时，南京大学文学院沈卫威教授做客第420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620室作学术讲座，题为“档案意识与后见之明”。讲座由史建国教授主持，杨建刚教授、宫立教授、周根红教授、邵部副教授、宋雪副研究员出席，吸引了数十名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史建国教授对沈卫威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沈卫威教授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方向。随后，沈卫威教授围绕“档案意识”“迈开脚步”“后见之明”等关键词展开讲述。
首先，沈卫威教授以“档案意识”开题，他将档案与可复制性传播的“知识”予以区分，由此揭示了档案对于更新学术方法乃至学科认知的意义。沈卫威教授将1925年王国维的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视为中国档案学成为一门“新学问”的起点，通过援引王国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和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档案史料作为学术研究兴奋点和支撑点的核心价值。沈卫威教授还向在场师生展示了他收集的大量民国档案材料，并表示档案是民国文学最后的史料、文本所在，档案具有唯一性，在真实性方面超过书信、日记、自传、回忆录等史料类型。
之后，沈卫威教授以自己写作胡适、茅盾、吴宓等人传记时的实地采访以及到哥伦比亚大学查询胡适档案、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询民国档案等研究经历为例，强调了“脚下功夫”之于档案研究的重要性。他提醒大家要对未亲自过手、过目的史料存疑，引用需使用原刊。沈卫威教授还通过列举大量事例，点明档案具有现场感、颠覆性、体制性操纵、限制性以及生产传播环节的私密性等特点。
最后，沈卫威教授从方法论层面对档案研究进行总结，他将档案研究方法归纳为由文入史、关联语境、勾连人事、文史互证、互文比较、升发出论、叙事整合七个环节，指出研究者在文史互证时不能假设、推测、等同、嫁接和脱离现场语境，要注意文本细读。沈卫威教授表示，史实既是证据又是观点，不需要过多的议论。同时，档案研究相比于评论、批评、鉴赏，在时间层面具有滞后性，属于“后见之明”，但这也体现了其在学术研究层次中的独特优势。
提问环节中，宋雪副研究员就图像档案的使用问题向沈卫威教授请教，沈卫威教授结合自身经验进行了详细解答。史建国教授代表师生对沈卫威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