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下午15时30分，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伏俊琏教授做客第400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719作题为“写本学视野下的敦煌文学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学院徐俊教授主持，文学院张鹏老师、历史学院武绍卫老师、《文史哲》编辑部孙齐老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强教授出席，吸引数十名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徐俊教授致欢迎辞，并简要介绍了伏俊琏教授的研究方向及主要学术成果。伏俊琏教授担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宋前）、敦煌学的研究工作。著有《敦煌赋校注》《敦煌文学总论》等著作，主编《写本学研究》集刊，在敦煌学界享有盛誉。
伏俊琏教授首先明确“写本学”是研究书写和书写载体的综合性学问，并简要介绍国家社科重大项目“5-11 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的工作方法，指出此次研究利用现代考古学、文物学的方法全方位整理了400多件文学写本，写本研究也摆脱原来“挖宝式”只关注部分内容、忽视写本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将每一个写本看成完整的生命体和传播单位，通过考察写本的物质形态、写本上抄录的不同作品及其关联性，探讨写本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写本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
“写本学”的提出既是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是一种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伏教授利用写本学的方法重新追溯先秦两汉时期的简帛文献在计量单位、编连次序及篇章编连的特征并提出新见，认为在简帛书籍制度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情况下，秦汉时期书籍的计量单位“编”“篇”“卷”这几个概念使用的混淆甚至等同，其实与古书多以写本的形式集结流传相关。一编竹简由30至80支简组成，一编的字数约在3000字左右，因此古书一编可能就是一篇、一卷，如果篇幅过长则有上篇、下篇；内篇、外篇之分。
其次，简帛文献的篇章组合与敦煌写本群的考察都需要以整体的视角审视。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例，学界普遍直接关注竹简内容以及古文字形体，但与其处于同篇文献的还有《子羔》《鲁邦大旱》，这种组合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孔子授诗情况及鬼神观。伏教授又列举了睡虎地秦11号墓竹简所抄法律文书，指出这批材料是了解秦代基层政治运行的典型案例，同时也生动地记录了“喜”这一基层司法官吏为官时战战兢兢又谨慎拘束的心路历程。
接下来伏俊琏教授列举几个典型的敦煌文学写本，展现写本的使用情景和整体性研究方法。S.289正面抄写《报慈母十恩德》、三首诗歌稿本，据郑炳林等人考证写卷背面保留了李存惠邈真赞并序和墓志铭并序。第二篇题记时间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庚辰岁二月三日题记”，记叙了李存惠英勇杀敌的卓越功绩，同时具有传记性质。墓志铭则补充了大正藏八十五收录“府君惠存传”的内容，为了解归义军时期的政治事件补充材料。从写本的使用情景及整体性看，S.289可能是举行丧葬仪式时使用邈真赞用以追悼地写本，因此S.289有可能是李惠存的纪念文集。又S.2607存西江月、浪淘沙、菩萨蛮、浣溪沙、献忠心、恭怨春、御制曲子、临江仙八调28首曲子词，可将其分为三类：有关唐昭宗即位及华州事件的作品、宫廷乐工的一般感时抒情之作、词集编者自己的作品。《登楼遥望秦宫殿》《飘摇且在三峰下》两首词见于《全唐诗》，并题为唐昭宗撰、字体据考证应为张球所写，故大致可确定写本年代在897-911年之间。整体考察S.2607应是随唐昭宗从京师到华州，从华州回到京师，又流落到民间或诸藩镇的乐工传播出来的，也许是他们演出用的备忘抄本。敦煌来京师的使者在这个备忘本的基础上，加进自己的作品，抄录为这样一个曲子词写本。
讨论交流环节徐俊教授认为写本学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能综合更多学科、带来认识层面的整体性融合，同时研究者需要结合感性判断和逻辑推理，更好地理解原生态的历史现场；武绍卫老师指出写本学研究的整体性、贯通性原则是一种具有理论建设意义的方法论，日后可以在多种学科研究中尝试运用。同学们就《庄子》篇目安排、敦煌写本中朱笔墨笔地层次性、写本民间性等问题与伏老师交流。最后徐言斌同学总结到，写本学研究可以借鉴考古学的观念方法，将写本放置于动态的流通过程之中，通过清理写本生成的层次，尝试勾勒写本完整的生命历程和坐标系。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