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19时30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做客第412期“新杏坛”，于山东大学知新楼A620作学术讲座，题为“理学与五言诗的新形态”。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学院孙学堂教授主持，文学院徐昌盛教授、刘书刚副教授、蓝青副教授、伏煦副教授、孙奇老师等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众多师生聆听了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孙学堂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对左东岭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左东岭教授的学术背景、研究成果及其学术研究亮点。孙学堂教授特别指出，左东岭教授的博士论文《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获评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
首先，左东岭教授从理学与五言诗的互动关系切入，指出学界在关于理学与诗学关系的研究中，过分强调理学对五言诗发展的消极影响，认为理学内敛思辨的色彩加重了儒家思想对诗歌创作的理性束缚，且成为理学家说教本学说的载体。针对这一现象，左东岭教授认为，元明易代之际的理学与诗学关系实际更为复杂。一方面，理学与追求诗风平和、注重政治表达的台阁体诗歌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典型宋调特征的元代五言风格；另一方面，元代诗坛也出现了新现象，即理学又逐渐脱离台阁诗传统，转而与隐逸诗歌结合。这一转向促使元代五言诗作实现了多重转变：从平和转向超然，从雅正转向闲逸，从歌颂太平盛世转向彰显独立人格。在此过程中，虽然理学依旧是核心，但元代诗坛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理学精神所淬炼的豪迈气节与冲澹诗境相融，共同铸就此诗学观的双重内核。
之后，左东岭教授进一步溯源此诗学观的思想谱系，论证此诗学观远绍陶渊明，近承朱熹。他认为，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虽已存在冲澹自然与雄健有力两种风格的融合潜流，但这仅是隐含的诗学难题。进入元代后，冲澹与劲健的风格融合才得以彰显；理学不仅为这一诗学现象提供了理论契机，更通过重新阐释陶诗传统，找到了自身审美表达的理想范式。例如朱熹用“节概之高，语言之妙”赞赏陶渊明，推动了诗论从以意象情景论诗转向了以操守境界论诗。最终，朱熹诗学与陶渊明传统的交融互渗，共同塑造了宋以后五言诗的新形态。
随后，左东岭教授提出，这一新形态分为两层系统。其一是专注理言诗的理学家，他们的创作并未获得历史意义上的成功。其二是将此形态与艺术结合，并进行创作的文人群体。他们使五言诗有了独特的审美形态。在这里，左东岭教授着重强调了陶安、倪瓒二人的创作。陶安把作者的人品、操守、气质、境界等主体精神当作诗歌创作的决定性因素，并提出“理致悠深，气格苍古”，第一次把理学和诗学结合起来。而倪瓒的诗歌形态乃是傲岸风神与冲澹自然的浑然结合，这种从陶诗诞生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特征，在此时终于走向成熟。
最后，左东岭教授总结了两点重要的研究感悟，一是理学对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的影响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它既可以直接被理学家作为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又可以构成诗歌作家的人格操守、人生境界和审美倾向，并最终形成一种诗歌体貌和美学理想。二是中国古代的诗歌一直处于发展状态，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演变出新的艺术形态，理学与隐逸诗的结合所产生的五言诗新体貌正是重要的例证。
孙学堂教授代表师生对左东岭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他指出，左东岭教授有着宏阔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生命哲学与审美体验的深度感悟力。他对倪瓒作品的发掘与新阐释的过程，对后学的诗学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重要的启示。
提问环节中，在场师生就明代文人群体创作中理学与文章学的融合现象、中国古代诗歌诗体流变形式等问题向左东岭教授请教并进行讨论，现场气氛活跃，老师和同学们都深受启发。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