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晚19时，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第409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座三层报告厅作题为“有情的历史，有耻的文学——《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发有教授主持，文学院党委书记郭春晓、副院长杨建刚，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史建国教授、何瑛副教授、肖映萱副教授、叶杨曦副教授、邵部副教授、宋雪副研究员、刘阳河副研究员、王鑫助理研究员、王涵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樊迎春讲师出席，吸引了近500名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黄发有教授对王德威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王德威教授的学术成就。王德威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及文学史研究，代表作包括《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后遗民写作》《现代“抒情传统”四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可畏的想象力》《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等，主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海内外学界享有广泛声誉。
首先，王德威教授从《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的编纂背景切入，指出其灵感源于梁启超与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各自著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指出，梁启超与钱穆虽身处同一时代，却对清代学术史形成“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对话。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强调清学的革新性。钱穆则主张宋学传统的赓续，认为“万变不离其宗”。这种共时性中的参差对照为文学史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历史并非永远定于一尊，而总有被重新书写和论证的可能。王德威教授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学史多遵循线性叙事，将重要的年份、事件、人物串联起来，以国家、民族为框架加以梳理，而《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的编纂计划试图突破“起承转合”的文学史编写定式，以“三百年”为动态坐标，重新审视文学与现代性的复杂互动。
之后，王德威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的四个切入点：今古之争、文史之交、华夷之变、情理之间。在“今古之争”话题下，他剖析晚清至五四时期“今古”概念的嬗变，指出今古之间早已不再壁垒分明，这场思想论争始终贯穿知识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深层互动；在“文史之交”话题下，他指出“文”与“史”需相互为用，尤其强调“文”的审美创造与知识生成功能，同时还需重视“隐秘写作”在文学史中的份量；在“华夷之变”话题下，他通过区分“辨”与“变”的不同内涵，观察清代以降“华夷”概念的动态变化，揭示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在“情理之间”话题下，他以戴震批判“以理杀人”、倡导“达情遂欲”为引，梳理中国传统的情感论述，指出当今社会“既无情又滥情，既矫情又煽情”的困境，以及重视“情理”转换的必要之处。
最后，王德威教授深入阐述了“有情的历史”与“有耻的文学”的观点。“有情的历史”这一灵感源自沈从文1952年家书中提及的“事功和有情”二者之别，王德威教授强调文学史不应仅是“事功”的罗列，更应承载对于历史的深切感受与深至的爱。他通过分析从刘鹗、梁启超一直到鲁迅、张爱玲，再到一众海外华人作家的情感状态，深刻指出文学史的本质是承载民族痛感与温情的“有情之史”，能为当下重审文明脉络提供情感认知维度。而“有耻的文学”则源自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训诫，王德威教授将其拓展为一种带有审美价值的道德判断力，既包含对历史的反思，也指向知识分子的自省。他提到，从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到张爱玲《烬余录》的虚无镜像，从《红楼梦》的忏悔叙事到王小波《黄金时代》的荒诞解构，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中的“耻感书写”，实质上也折射出知识分子“慎思明辨，有所不为”的能量与决心。
黄发有教授代表师生对王德威教授表达了赞扬和感谢。他指出，王德威教授的讲座信息含量丰富、思想理论深厚、视野角度开阔，重新锚定了文学史书写的坐标，其“有情的文学”与“有耻的文学”的观点兼具人文温度与学术锐度，让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提问环节中，现场师生踊跃交流。王德威教授就“有情与有耻二者的关系”“戏曲在文学史中的定位”“以文证史的限度”等问题做出了精彩回答，尤其在谈及戏曲话题时，他结合自身的“戏迷”身份，高度肯定京剧等传统艺术通过创新演绎激活现代性的有益尝试，为在座师生提供了思想启迪。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