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追求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
作者:张萌萌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报    点击数:1154    更新时间:2014-5-16    

 

 

 

 

谭好哲,我院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摘编自《山东大学报》,原题为《追求有思想活力有价值担承的学术》。

 

 

 

 

 

 

前不久,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评选揭晓,谭好哲与我校王学典、马新教授一同入选。记者近日采访了谭好哲教授。

 

一、求学经历与回忆

记者:谭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得“齐鲁文化名家”的称号!谭老师能否介绍一下您青少年时期的求学与生活经历?

谭好哲:我的人生经历可以说非常简单,迄今为止就是“做学生——当老师——做学生——当老师”,没有离开校园。1974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在村小学和公社高中当了三年半民办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78年春天进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821月大学毕业之前也就是817月提前半年被确定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如果说我的求学经历与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大学毕业之前的生活确实很艰苦。我生在胶东山区,家里兄弟姊妹五个,加上爷爷、父母一共八口人,家境比较清贫。从上初中起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除周末要挣工分减轻家里的负担外,平时每天早上还要为生产队推两车泥土后再一路吃着冷饭到外村上学。就是在大学四年中,五分钱一碗的豆腐脑我也从没有舍得喝过。但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让我更加珍视读书学习的机会,从小学到大学成绩一直优秀。古语讲“艰难困苦玉汝以成”,我虽然谈不上有成,但艰苦是尝过的,故常以此自勉。

记者:回忆过去,是否有些事情让您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

谭好哲:到现在为止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我的父母。我的母亲一天书都没有读过,父亲也只读了很少的书。像很多文化不高的人一样,他们对读书人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因此虽然我的家境比较贫穷,但兄弟姊妹五个从来没有一人因为经济问题而放弃读书。特别是母亲,她承受着家庭重担,身体也不太好经常生病,却仍一直鼓励我们好好读书。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有这样的父母确实很不容易。

除了父母,老师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从小学到大学,我所经历的很多老师都是非常敬业的,他们把学生一点一滴的进步都看在眼里。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在1973年吧,那时候因为张铁生考大学交白卷引发了“教育革命大辩论”,我们高中校园里也贴满了鼓吹“读书无用”的大字报。我非常不赞成这种观点,写了一篇题为《评180度的大转弯》的大字报,批评教育领域从封建时代的的学而优则仕转向当时的读书无用论思潮。这在那个时代非常不合时宜,但我们学校教政治课的刘校长却不惧压力地鼓励我说:“你做得对,就该这么写!”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的老师真正对得起“老师”两个字。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老师,其职责是传承文化、教书育人,若老师都不赞成读书,那还谈什么教育?

 

二、齐鲁文化发展与学科本土化构建

记者:谭老师最近获评“齐鲁文化名家”,在您看来什么是“齐鲁文化”?

谭好哲:“齐鲁文化”其实是对一种地域文化的概括。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是一种复合形态的文化,同时还包括齐鲁以外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

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孟子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仁者型儒家文化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形成了以姜太公、管仲、晏婴等为代表的智者型文化。二者虽都处东夷文化圈,但齐文化更多地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并加以发展,与鲁文化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重工商而鲁重农桑,齐重尊贤而鲁重亲亲,齐尚功利而鲁重仁义,齐尚变革而鲁重守成,齐重现世而鲁重理想。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山水之喻而论,仁者型鲁文化像高山般厚重雄健,有博大的胸怀和向上的气概,追求“善、信、美、大、圣、神”的境界。而智者型齐文化临海而生,有海的辽阔与灵动,所以它重变通、尚功利,务实发展,应时而变,有较强的民生取向。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齐鲁文化的主体,并内在地构成了一种互补性张力,使齐鲁文化变得既不乏现实性,又有理想,有价值,有追求。同时,在发展过程中,齐鲁文化也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比如孔子就曾问道于老子。所以,讲齐鲁文化不能完全以儒家文化说事。还有很多齐文化的内容以及其它类型的文化内容,是儒家文化所不能包容与概括的。就是在鲁文化内部,也不仅是儒家文化,还有墨家文化,也非常有历史地位和影响。今天我们讲弘扬齐鲁文化,对齐鲁大地上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成分,都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记者:谭老师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推进和发展齐鲁文化?

谭好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人都努力践行。举例来说,齐鲁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讲仁和义,它们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儒家文化表达人之为人的文化观念中最为关键。“仁”对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要求,对国家管理者而言是要行仁政,对个体来说则是要做一个仁人。做仁人,最主要的是要有爱心,所以孔子讲“仁者爱人”。但爱人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家人、亲人,还要如孟子要求的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去爱其他的人,把爱推广到社会全体。对一个老师来说,你的爱怎么表现?是对学生充满真诚的关怀,是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让学生成人。履行职责的过程,就是在践行“仁”的过程。与偏于认识世界的西方主流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属于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文化分类中的人生观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李泽厚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理性精神称之为实践理性,这比较准确。中国传统的文化,确实大都涉及日常生活及其伦理,实践性比较强,比如孔子就是用自己一生的言论和行为诠释了儒家文化后来所概括的内容。因而我们今天要弘扬传统文化,也必须回到日用伦常中,通过自己的为人处世去体现去践行。这业就是孔子所谓“道不远人”的意思吧。

文化是一种活的东西,它要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向前发展。文化践行的过程就是文化“创化”即创造性转化的过程。践行与创化既使文化与时俱进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又使时代在一定的文化轨道上有秩序地向前拓展,既给文化找到时代的依托,又让时代生活得到文化的滋润。这才是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也是我们今天对待齐鲁文化应有的态度。

记者:谭老师一直都致力于文艺理论和美学民族性、本土化的学科构建。但历史车轮已经驶入全球化的时代,本土化与全球化是否矛盾呢?

谭好哲:谈到全球化,首先要打破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就是认为全球化仅仅是一个世界一体化的单向演进。正如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所言,全球化其实伴随着两个相逆的趋向: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向着一体化方向的演进;另一方面则是与一体化相反的本土化追求。全球化是既联合又分化。它把一部分人变成了世界公民,也把另一部人分固定在全球某一个角落里面,比如经理人全球飞,工厂开在世界各地,但他的工人们就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至于说民族性这个概念,以及附着在民族性概念上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涵义,也是全球化及其文化现代性的产物,与全球化中的本土化趋向密切相关。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其结果先是在西方造成一个个民族国家的诞生,在东方造成民族意识的觉醒。因而现代性和民族性这两者之间,或者民族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在现代世界发展过程当中相缘而生的,全球化越是加剧,民族化的意识便越加强烈,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记者:您认为我们的学科建设应当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性的问题?

谭好哲:全球化是各民族共同参与造成的,由于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处境迥异,体验也就不同。这种处境、体验背后涉及到的是民族利益的问题,这样一种格局反映到学术上就有了民族性的自我确认,在文化研究当中把这叫做“认同”。就我个人而言,在学术立场上我始终秉持两点,一是坚持世界性的视野,二是坚持民族性的立场。当今时代,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需要具有世界性、全球化的视野,但即便是世界性、全球共通性的问题对各民族而言也由于面临处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从民族生活的本位来思考,其所显示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特殊的,理论研究者要善于发现和提炼时代生活及其问题的民族具体性和特殊性。

那么该如何体现民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立足于本土经验,回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中来。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说“知识分子是附着于自己的民族情境的”,“理论来自特定的处境”,我非常赞同这一点。中国的学者,当然应该立足于本土经验,将学术研究落实到我们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问题上来。由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化进程造成的,所以自身理论的创新也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令其他国家、民族感同身受。

 

三、学术理念与追求

记者:我在“作家在线”您的个人主页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让感性的文学和审美散发出理性的光芒”,那这句话是否是谭老师的学术目标和追求?

谭好哲:也可以这么说。我是研究美学、文艺学问题的,美学、文艺学的对象是感性化的文学艺术和审美心理现象。但作为研究者,我们并非艺术家,不可能停留在感性当中,必定要对其作理性化的认知。我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一种人文理性,它包含方面含义:一是科学理性或者叫历史理性,它研究的是世界如何的问题;二是价值理性或者叫规范理性,它研究的是意义何在的问题。这两种理性都很重要,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价值理性问题。

中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中便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将文视为自然之道,与天地并生,这将文放到了多么高的位置!更早一些的《礼记》中也有人文学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的说法。后来张载则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赋予人文学术极为崇高的价值。在西方,有追求的文学家、思想家也非常看重人文事业和学术。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就说一个剧作家是走在朝圣的路上,献身于艺术事业“是为了巨大的幸福和人的伟大”。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定义为使自己臻于无限完善,这与《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把人文学术置于人生和人类社会非常高的位置,人文学术是要为人生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指明一个方向。在此意义上,用费希特的话来说,人文学者应是“人类的导师”。学界有人好像不太喜欢这种说法,理由是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里面,一个人没有资格去教训另一个人。这种看法,我不赞成。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分工的,大多数人是从事日常实际的业务,相应的就需要有些人来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学者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人类的生存价值、意义提供某种可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文学术所负载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就我个人说,如果对自己的追求有个概括的话,那么我愿意追求这种有思想活力、有价值担承的学术。

记者:在谭老师看来,什么是价值理性?

谭好哲:我所谓价值理性,是与人类价值追求相关的理性,源于人类理想的价值分析和评判。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理论研究本身而言,它的功能不仅在于认识和解释现实,还在于规范、评判和引领现实。如果像学界一些人那样,片面地理解马克思·韦伯的“价值中立”,一味地排斥情感介入、价值评判,很容易使理论研究失去对现实进程的能动干预,丧失理论本应具有的生命活力和人文—社会属性,这也就会进一步导致理论研究在时代生活中的边缘化,使其变得无足轻重。其二,理论研究要以价值理性作导引,还由于历史本身的性质使然。人类既存活于构成历史之流的具体现实之中,又存活在将现实生活提升到一个更人性化、理想化的未来愿景的激情渴望之中。人类对历史的创造以历史提供的条件为客观基础,也以对未来愿景的激情渴望为主体动因。相对于人类对未来的理想渴望,任何时代的社会生活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无论对时代生活的现实评判还是对时代趋向的主体规划,都必须引进价值理想的尺度,而学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就离不开价值观的介入。

只有在历史理性的基础上引入价值理性,既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究竟如何,也让人们明白时代生活中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才既能享有科学的名分和荣耀,又不失人文学术的思想风范和社会使命。

 

四、人生自觉与期待

记者: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搞学术是非常辛苦、枯燥的工作。谭老师您是如何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学术研究的?

谭好哲: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建立在人生自觉的基础之上。所谓人生自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给自己有个赋予价值的人生定位,明白自己这一生究竟要做什么。当你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你就必须忍受各种挫折、磨难,付出相应的苦辛。若境界阔大、定位高远,你就会把这个登攀的过程,当成一种人生的修炼、生命的升华,享受这个追求价值和意义的过程,自然也就不会感到枯燥了。

我一直要求自己真诚做人、踏实做事、登高望远、体悟人生真义。在学术研究上,我的一点点志向是想给学术打上个人人格的烙印,也就是说在这个学科领域里,要有我的声音,并始终使学术研究与个人的存在、与个人对生命真义的体悟相向而行。学术事业并非一种特别社会化的行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守得住甘苦与寂寞,不受世俗和潮流的诱惑。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诱惑相对于今天还是比较少的,而现在资讯发达、信息膨胀,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诱惑都太多,收住心就变得比较困难,这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是需要加以警惕的。同时,在学术领域也有一些时尚性的东西诱惑着我们,也是需要加以鉴别并弃决的。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则“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才是人生的正道,学术的正道。

记者:确实,很多人常常因为被潮流和时尚左右而失去自我的选择和人生定力,也有人会觉得人文学术无助于实际人生的成功,从中看不到意义,找不到乐趣。

谭好哲:是的,在当今价值多元的社会,人文学术问题很难有一个唯一的解,这也就容易让有的人将认为学术成果看轻,更认为付出一辈子心血去解决几个不能得到所有人认同的问题毫不值得。但在我看来,总要有这么一些人,去冥思苦想地思考看似玄虚的精神和思想性问题。如果没有人去从事关乎国家和民族精神走向的人文学术,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人文学术中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那么人文学术就不会有质的发展与跨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生活也难以走向历史的顶峰。

记者:踏实做学术才能有所成就。在谭老师的人生历程中,有哪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能否给同学们推荐一些书籍?

谭好哲:我想推荐给同学们的,也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首先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费希特是非常富有理想的、极具爱国热情的哲学家。我认为大学时代也是人生中最有朝气、有理想、有浪漫气息的时期,借由这样一本书,我期待同学们能好好思考下自己一辈子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向那里走。古人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弄清为什么活着是做人的根本。

另推荐一段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一位同学笔记本上的留言,摘抄自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18181022日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那段话是这么说的:“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记者:确实,我们年轻人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份勇于追求的精神,面对世界的勇气。

谭好哲:没错。此外我要特别建议同学们,无论你是哪个学科领域的,都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书籍,比如罗素的《哲学问题》和《西方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等,都可作入门书籍来读。特别是罗素的书很符合孟子要求的“知人论世”,是结合时代境况与个人生活来陈述阐发每个哲学家的学说,显得平易且与人生贴近。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有自由自觉性,自由张扬人的生命个性,自觉规划人的生命方向,而哲学的意义便在于启迪我们如何自由自觉地深思生存真义,放飞生命之翼,展示人生之美。

记者:最后,谭老师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期待和对未来的展望?

谭好哲:人文学术需要思考的头脑,民族发展需要思考的头脑。我始终认为应由最为智慧理性最具价值情怀的人来担承责任,也希望有最好的学生来学习、传承与发展人文学术。

对于我们这个学科领域,我期待能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提出更多属于中国性、民族性的问题,在世界美学和文艺理论论坛上发出更多属于中国的声音。就我个人而言,今后的学术努力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结合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二是在文艺学综合研究方面续添薪柴,在古今文论会通、中外文论融合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既呈现出一种应有的中国气派,又不与世界的文论潮流相背离;三是在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下,进一步将文艺美学研究更好地与文艺与审美的实际相结合,将纯由中国学者命名并发展起来的文艺美学学科发扬光大。

记者:相信谭老师的期待一定能实现!谢谢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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